二百二十章杨炯

二百二十章

闫浩：幼年时就非常聪明博学，文采出众，唐显庆四年（659年），应弟子举及弟，被举神童。唐显庆五年（660年），杨炯时年十一，待制弘文馆，待制十六年，期间杨炯创作了《青苔赋》和《幽兰赋》表达自己渴望仕途，却怀才不遇的情志。[1] 秘府校书 在弘文馆待制十六年后，杨炯于唐高宗上元三年（676年）在京应制举，补秘书省校书郎，期间创作了《浑天赋》，以示自己的情志。 唐仪凤年间（676—679），太常博士苏知己上表朝廷，建议公卿以下冕服制度重新议定。皇帝下令有司审议。杨炯写了《公卿以下冕服议》，回顾了古代典制，指出苏知己的建议为不经之论，使其建议未能得到皇帝的采纳。[2] 仕职东宫 唐永隆二年（681年），经中书侍郎薛元超推荐杨炯为崇文馆学士。 永淳元年（682年），被擢为太子（李显）詹事司直，充弘文馆学士，掌太子东宫庶务。[3] 期间创作了《庭菊赋》等文以表达自己喜悦的心情。[2] 贬谪梓州  杨炯像 唐永淳三年（684年）九月，杨炯伯父杨德干的儿子杨神让，跟随徐敬业在扬州起兵讨伐武则天。事件平息之后，杨德干父子被杀，杨炯受到株连。 垂拱二年（686年），杨炯被贬到四川梓州（今四川三台县）担任了司法参军，结束了他在长安长达二十六年的安定生活。[2] 宫中教习 唐天授元年（690年），杨炯秩满回到洛阳，武则天诏杨炯与宋之问分直习艺馆，掌管教习官人书算之类的工作。他虽因官职不高，心中抑郁，但却对武则天仍尽情颂扬。[2] 如意元年（692年）7月15日，宫中出盂兰盆，设斋分送各佛寺，武则天在洛南城门楼上与群臣观看。杨炯献上《盂兰盆赋》，成为帝王的楷模。 终迹盈川 唐如意元年（692年）冬，出任盈川（今浙江衢州）县令。 约如意二年（693年），杨炯卒于任上。[4]

沈微微：初唐上官体所代表的宫廷诗风在唐高宗显庆年间（656-661）、龙朔年间（661-663）达到鼎盛。上官体之风气过分关注声律对偶，讲所谓“六对”、“八对”，忽视了诗歌本质。杨炯虽出身寒门，但才华横溢，性气豪纵，怀才不遇而轻视权贵。因此，他与上官仪为首的宫体诗派有着分明的界线，歌咏的是自我遭际与心声，抒发的是自己真情的自我流露，与之歌咏大唐气象大异其趣，形成鲜明对照，他冲破了上官体流风，开拓了新的诗风。 初唐四杰以革除诗坛浮靡之习为己任，以对上官体批判的姿态，从狭窄的宫廷天地引到广大的市井，从狭小的台阁到山川边塞，开拓了诗歌的内容，赋予了新的生命，提高了诗歌的思想意义，展现了清新刚健的诗风。杨炯也不例外。如《送梓州周司功》呈现出作者在送别友人后夜望西南，担心蜀路艰险，何时才能再相见的场景，感情真挚；如在渴慕功业的心态下写的《从军行》可谓杨炯诗作中的上乘佳作，此诗笔力雄劲，感情豪放率直；杨炯还有一组三峡诗，状景抒情也较真实自然，且托物明怀，借史抒志，含意比较深刻，亦是挣脱宫体诗束缚的佳作。杨炯的送别诗中，没有雍容华贵、闲适自足的情趣宫体式，而是总是渗杂着自己郁郁孤寂的身影及奋发向上的激情，大多写得质朴真切，颇有真情实感，如《夜送赵纵》，全诗语言洗炼、质朴，用典贴切。杨炯是四杰中以五律见长的诗人，他的《从军行》，无论从平仄声律、文字对偶以及起结作法等方而来说，都是成热的五言诗。其现存的14首五言律诗，完全符合近体的粘式律，是一种有意的追求，廓清了齐梁以来绮媚华靡之风，促成了五言律诗的定型。 辞赋 杨炯现存赋八篇，其中《老人星赋》、《庭菊赋》和《孟兰盆赋》三篇都是歌功颂德的作品。《老人星赋》是借老人星（即南极星）以称颂皇恩浩荡、天下安康之升平景象。这篇赋一开头便对“至德承天”的皇权竭力加以歌颂，最后借老人星作喻，对皇恩圣德大加颂扬，并恭祝皇帝万寿无疆。 《庭菊赋》借高洁芬香之秋菊来颂扬中书令薛元超。杨炯之于薛元超，可谓终生怀知遇之恩，此种感戴之情，便是其创作这篇赋的动力及感情流淌的源泉。赋前的一篇小序，交待写作背景，表明众学士是受薛元超之邀，在门下内省左春坊东厅，即薛元超官邸，举行赋菊盛会。杨炯便借此机会，竭力赞扬秋菊之内在品性，借以颂扬薛元超高尚的道德人品。此赋虽然通篇均为赞美之辞，内容托物状人，藻饰可谓典雅华丽，且是应命之作，未突破官场应酬常套。 《盂兰盆赋》以歌颂武则天的圣德，与《老人星赋》一样，也是一篇歌颂文章。除了三篇颂德之赋之外，杨炯亦有几篇借物明志之赋，大概都写于出仕之前。由于长期“待制弘文馆”，入仕无门，其内心自然会萌发出一种怀才不遇的郁愤与受到冷落之后的哀怨，于是借物抒怀，来表明自己的心志。《青苔赋》、《幽兰赋》、《浮沤赋》也是这种背景及心态之下的产物。这三篇赋的结构形式及内容寓意基本相同，均是通过对所描写事物进行赞美，以抒发自己的志向。

沈微微：杨炯也是初唐，有名的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