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影响力的进一步扩大以及共和国的危机_回到二战当元首()

成功把一些碍事的人踢出局后，我开始着手对党进行改革。

施端纳克伯劳酒店的房间像个“停尸间”，而不像一个办公室，我在科尼利斯街租了一个公寓，作为新的办公室。

金钱也源源不断地送来，终于，我收购了一家负债累累的亏本报纸，名叫《人民观察家报》。这是一周出版两次的德国报纸。

我收购后把它改为日报，这样，就有了一个政党所必备的条件，一家报社来宣传他的主张。

办一家政治性的日报需要更多的钱，现在这些钱的来源，在党内比较无产化的人看来，是有些奇怪的。

我最主要的经济来源，是一个富有的钢琴制造商，海伦·曼斯坦因，我们是在我的一次集会上认识的。

她经常邀请我到她家里，为我举办招待会。并把我介绍给她的其他富商朋友认识，并且为我运动圈主相当可观的款项，从那之后我们保持非常密切的关系。（疯狂暗示）

这时，党里一个叫鲁道夫·赫斯年轻人写的论文，引起了我的注意。

他的论文题目是：领导德国恢复旧日光荣地位的人应是是怎样一个人？

论文大致内容是：在一切权威荡然无存的时候，只有一个来自人民的人才能确立权威。在广大群众中间扎根越深，他就越能了解在心理上应当怎样对待他们，工人们也就不会不信任他，他在最活跃的人民阶层中也就会得到更多的支持。他本人同群众并无共同之处，像一切伟人一样他有伟大的人格。必要时他不会怕流血而退缩。重大的问题都是由血和铁来决定的。为了达到目标，他不惜践踏他最亲密的友人，立法者必须严酷无情，必要时他可以用军靴踩着他们前进。

鲁道夫·赫斯描绘的虽然不是我的形象，但却是我想要实现的肖像。

我开始尝试接触他，了解到他虽然为人严肃，刻苦好学，但他仍是个思想有限的人。对于想入非非的意见很容易听得进去，还会极其狂热的去执行。这正是我所需要的下属。

随后，一个叫赫尔曼·戈林的富二代参加了党，并且对党进行慷慨的捐献。

他对冲锋队有着极大的兴趣，经过我一段时间的考察，他也确实有能力担任冲锋队长。

这时我收到了军队寄来的辞退信，不过已经无所谓了，我已经准备把全部的时间用在党上了。

在这样一个动乱的年代中，没有时间供我休息玩乐，我有一个党需要建设。也和一批不讲信义，不择手段的人，进行激烈的竞争。而且巴伐利亚邦中争取公众注意和支持的右翼运动不只一个。我们的党不过是其中之一罢了。再把眼光放的长远一点，整个德国，右翼运动还有好些。

不断变化的局面令我头晕目眩。

协约国向德国提出了赔偿要求——330亿美元。这在德国引起强烈的风暴。马克对美元的比价开始以天为单位下跌，现在已经由原来的4:1到了400:1。

而共和国的创立人社会党人的领袖菲利普·谢德曼被暗杀。

经过了三天，外交部长埃尔斯伯格也在街头被暗杀。

摇摇欲坠的柏林共和国政府为对付这一系列挑战疲于奔命，他要求解散许多武装团体结束他们政治上的无赖的行为。

襁褓中的民主的魏玛共和国陷于重重困难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