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

禹是神还是人

在“古史辨”运动初期，顾颉刚曾经相信“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此后，接受钱玄同的意见，顾颉刚很快放弃了“大禹为虫”的假设，而主要关注禹是否具有神性及其如何与尧舜发生联系的。 [126] 研究禹的神话传说研究之所以对顾颉刚以及“古史辨”学派意义重大，是因为对禹的关注正是顾颉刚提出“层累说”的切入口，而“层累说”是“古史辨”学派最基本的理论之一。 [128] 他的结论是：

（1）西周中期，禹为山川之神；后来有了社祭，又演变为社神……又因当时神人的界限不甚分清，禹又与周族的祖先并称，故禹的传说渐渐向“人王”过渡而与神话脱离。

（2）禹与夏的关系，在《诗经》、《尚书》和《论语》等书中都没有提到，到《左传》、《墨子》和《孟子》中才有“夏禹”的记载，而这些文献都是战国时代成书的，所以禹与夏发生关系是战国中期以后的事。

（3）对于禹的来源，承认“禹为动物，出于九鼎”仅是一种假定，但又提出“禹是南方民族的神话中的人物”这一新假设；同时指出，有关禹的传说源自商周时期南方民族“有平水土的需要”，中心在越，经越传至群舒，再传至楚，最后由楚传入中原。

（4）禹的传说起于西周中期，尧、舜则起于春秋后期，他们之间发生关系则是建立在战国时期禅让之说的基础上的。 [126]

随着出土文献的日益增多,顾颉刚古史研究的史料审订工作“考年代”与“辨真伪”两方面不断招致非议。但新出土文献和史料真伪因素变化对顾氏大禹传说研究的结论虽有所校正,其变动仍在顾氏旧有论证框架之内,也并未撼动“层累说”的根基。 [127]

定位奴隶社会

根据马克思历史理论，夏、商、周三代曾被定性为奴隶社会，此观点争论较多。奴隶社会以社会下层的广大奴隶群众为主要生产角色，然而就传统文献记载以及考古发掘工作并没有发现中国上古时期广泛实行奴隶制度的迹象 [108] 。卡尔·马克思总结古希腊、古罗马和古日耳曼民族的社会历史提论，原始社会的原生形态在向文明迈进时，衍变为次生形态，奴隶或农奴制度取代原始的氏族公社，他认为原始氏族制度的消失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在古代的中国，氏族制度并没有消失，而它在很长的时期内顽强的保存着。在国家的萌芽期，原始的氏族公社制度无法承载对广大区域进行有效管理的任务，从而衍变为一种氏族封建的世袭制度。又在西周时期衍变为宗法封建制度。 [11] 有效的施行奴隶制度需要一个完善的中央集权体系和一个强大的军事势力，这是夏代不具备的。中国在三代时期曾施行过小规模的奴隶制度，但始终没有达到西方文明的规模。在古希腊的城邦里奴隶人口普遍超逾自由人口，奴隶人口占古罗马意大利半岛总人口的四成以上。三代社会的主体分别是“众人”和“庶人”，尽管社会地位低下，他们还是有家有户的平民，其生产作物通过“贡”、“助”、“彻”赋交于上，而不是奴隶制下的无偿掠夺 [112] 。真正的奴隶只是比例占少数的罪人和战俘，他们并没有取代庶民主体成为夏商周社会的主要劳动力，而更多的是用于人祭。